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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治中的選擇

文章來源:北京日報 發布時間:2019-10-15 09:31:35 字體:

1949年4月1日國民黨和平代表團赴北平談判登機前的合影。

1945年8月,張治中等赴延安迎接毛澤東到重慶。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和張治中在延安機場。

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代表團赴北平談判登機時的情景。

70年前,在中國政局的巨大變革面前,每個人作出了不同的選擇。

張治中是蔣介石的“心腹重臣”,曾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主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等要職。同時他又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交誼深厚。他堅持國共兩黨和平共處,是唯一一位沒有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他的選擇是怎樣的呢?

“三到延安”的朋友

張治中希望戰犯名單不要列入條文,毛澤東大度地說,為了減少你們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名字。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這一年的整個春天,北平都洋溢在解放的喜悅之中,城內鑼鼓聲聲、秧歌陣陣。

3月26日,中共中央進駐香山的第二天,毛澤東就對國共和談作出決策,決定在此前八項條件的基礎上再行談判,時間定在4月1日,地點北平。

南京方面派出了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一行二十余人。中共方面則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張治中到北平談判前曾去溪口請示依然掌握實權的蔣介石,周恩來為表抗議,并沒有前去機場迎接他的老朋友張治中。不僅如此,還在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下榻的六國飯店拉了一幅“歡迎真和平,反對假和平!”的大標語。

4月2日到7日,雙方代表就八項條件所涉及的各種問題個別交換意見,主要議題是“戰犯”和“渡江”兩項。談判過程中,雙方在懲辦戰犯、戰爭責任等問題上爭執不下。中共要求以八項條件為基礎解決問題,南京政府卻一廂情愿地堅持“劃江而治”,這使張治中進退維谷、左右為難,內心十分焦急。為順利推進和談,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毛澤東邀見和談代表,就和談事宜進行交流。

4月8日這一天,張治中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雙清別墅,毛澤東親自出門迎接,熱情地握著張治中的手說:“文白先生,別來無恙啊?”接著,偕他走進會客室,親切地問候其家人可好。毛澤東真誠地說:“1945年到重慶時,承你熱情招待,全家他遷,將桂園讓給我們用,又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感激得很!”“在重慶時,你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時,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

1945年國共談判,張治中到延安接毛澤東赴重慶。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他騰出自家宅邸,讓毛澤東等人居住,并派人嚴加保護。談判結束后,又親自護送毛澤東回到延安。1946年,國共軍隊整編期間,張治中作為國民黨大員,第三次到延安,和共產黨交涉談判事宜,受到熱情接待,被稱為“三到延安”的朋友。

三年后的此時,中共勝利已成定局,張治中作為國民政府首席代表到北平和談。毛澤東的話親切自然、情感真摯,使張治中感到十分友好,緊張焦慮的心情逐漸放松下來。“這幾天大家談得怎樣?”寒暄過后,毛澤東直入主題。“我已經和恩來先生談了不少,涉及各個方面。同來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個別談了很多。當然,分歧還是有的,需要慢慢來談,好好協商。”張治中答道。然后,他就和談關鍵性問題與毛澤東交換了意見。

懲辦戰犯是談判要點,爭論也最激烈。張治中希望戰犯名單不要列入條文,毛澤東大度地說,為了減少你們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名字。

《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中心問題是接收和改編。談到組建聯合政府時,張治中說,按舊政協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和達成的協議,國民黨政府應當將權力交給新政府。毛澤東直言中共的考慮:“聯合政府還不知何時成立,或許兩三個月或四個月都不定,在這段時間南京政府當照常行使職權,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

聽到這里,張治中說:“國民黨執政20多年,沒能遵守孫中山先生的遺訓進行建設,愧對國家和人民,今后是你們執政了,你們怎么做,責任是重大的。”

“不,不是的!是我們大家來做的,是靠大家合作來做的……一切真正主張和平的人,我們都歡迎和他們合作,而且希望他們多出主意,多提意見。”毛澤東坦誠地說。

這次會見,雙方坦誠交流。毛澤東對南京代表團的處境和困難表示諒解,針對戰犯列名、軍隊改編、聯合政府等問題作出讓步,這讓張治中如釋重負。

“不能再對不起姓張的朋友了”

張治中被深深地打動了,考慮到一旦解放軍渡過長江,協定還有簽訂的可能,于是決定留在北平。

1949年4月20日,經過國共雙方代表多次磋商最終形成的《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被國民黨單方面拒絕,國共和談破裂。當日,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談判破裂后,國民黨代表團面臨去留抉擇。大多數認為和談失敗回去,絕不會有好結果,應該認清形勢,明辨是非,留在北平,靜待形勢發展,再為和平努力。張治中則認為,代表團是為和談而來的,和談既然已經破裂,自無繼續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時,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務終了,理當回去。別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論情論理都應該回去復命。4月22日,張治中給南京發去電報,要求于23日派機來北平,預定24日回去,同時通知中共方面。

周恩來是國共和談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首席代表,他和張治中是老相識、老朋友。早在黃埔軍校時,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張治中任第三期入伍生代理總隊長、軍官團團長,兩人密切合作,結下深厚友誼。

所以,當得知張治中要和代表團回去復命后,周恩來放下手頭工作,急忙趕到六國飯店國民黨代表團駐地找到張治中,希望他和代表團都能夠留在北平。周恩來態度堅定、言辭懇切地對他說:渡江已經完成,隨著形勢的轉變,和談仍有恢復的可能,代表團回去后,無論是廣州還是上海,國民黨的特務是不利于他們的。過去在南京重慶談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談余地,現在挽留你們,也是同樣意思。最后甚至誠懇地說:“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指張學良),今天不能再對不起你了。”

西安事變的時候,當周恩來趕到時,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回南京的飛機已經起飛,之后張學良被長期監禁。周恩來每每想到這件事,就感到十分痛惜。周恩來的話真摯、溫和而又堅決,張治中被深深地打動了,考慮到協定還有簽訂的可能,于是決定留在北平。

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我是交通部長,我還不知道?!蘭州來的飛機早就走了!”

與此同時,另一場秘密“戰爭”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23日,從上海起飛的接和談代表的專機飛到了北平上空,請求降落。周恩來親自指示機場指揮臺回話:“飛機跑道正在修理,無法停機,過兩天后再來。”飛機在北平上空盤旋幾圈過后只好返回。而這實際上是周恩來的緩兵之計。

在周恩來的指示和親自安排下,中共南京和上海地下組織馬上行動起來,與張治中家屬取得聯系,盡快安排將他們接到北平。

南京方面負責人是中共地下黨員沈世酉,公開身份為國民黨國防部參謀。當時張治中夫人洪希厚、小女兒張素久,張治中弟弟張文心的夫人鄭淑華、兒子張一偉都在南京。沈世酉接到指示后,立即找到正在南京師大附中教室里上課的張素久和張一偉,再接上洪希厚和鄭淑華,把他們一起送到了南京火車站。這時的火車站早已人山人海,沈世酉就把他們一個個從車窗里塞進車廂,送上開往上海的火車。

張治中長子張一真錢嫵夫婦、三女兒張素初和小兒子張一純此時都在上海。洪希厚一行到達上海后,馬上與這里的家人會合。因為怕特務監視,當晚連燈都沒敢開。24日一早天還沒亮,一行9人就趕往機場,由于走得匆忙,每人只帶了隨身換洗衣服,并無其他行李。

上海方面負責人是中共地下黨員鄧世章夫婦,鄧世章的公開身份是上海飛機場基地指揮官。到達機場后,起初洪希厚等聚在一起很是顯眼,鄧夫人就說:“你們幾個在一起目標太大,先分散到各個角落,等飛機快起飛時,你們再一起上飛機。”并叮囑她們遇到熟人要少說話,一旦有人問起,就說到蘭州或者說接蘭州來的客人。因為張治中曾在蘭州任職多年,這樣說可以減少許多麻煩。沒曾想,張治中的夫人還真的遇到了一個熟人,這人是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的俞飛鵬。俞真的問到她們:“張夫人,你們這是去到哪里?”

張夫人按照事先安排的說:“接蘭州來的客人”。

“今天沒有蘭州來的飛機了。”

“飛機場說有的,怎么就沒有了呢?”

“我是交通部長,我還不知道?!蘭州來的飛機早就走了!”

但是俞說完就急著走了,并沒有深究,虛驚一場。

鄧世章為此捏了一把冷汗。怕被特務發現,鄧安排其他幾個地下黨員把機場的特務都支去吃飯,還把他們灌醉。第二天清晨,等他們酒醒了的時候,洪希厚乘坐的飛機已經飛走了。

特務頭子、上海警察局長,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二處(情報處)處長毛森得知后,只好急忙向湯恩伯報告:“接代表團的飛機走了,張治中一家也跟著去了。”毛森又說:“湯司令,趕快派飛機去追吧!”湯恩伯大罵:“飯桶,這么多人,連一架飛機都看不住,都飛走了,還追什么?!”

實際上,當時派戰斗機去攔截是可以辦到的,因為在北方的青島等地還有國民黨的飛機場。湯恩伯之所以不愿意這么做,可能因為他與張治中家一直關系不錯。他早年與張文心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兩人交往頗深。張治中對湯又有所提攜,所以湯恩伯對張治中十分尊重,尊稱洪希厚為師母。

再說洪希厚一行,有驚無險的登上飛機并順利起飛。飛機上也有一位地下黨員負責她們的安全,他擔心國民黨派飛機追來,就一個勁催促駕駛員快飛。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張治中家屬搭乘的飛機降落在由共產黨控制的青島城外機場。民盟領導人沈鈞儒、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這里登機,一同前往北平。

毛森受到湯恩伯一陣痛罵之后,很不服氣,還是派了飛機去追。但是由于當時青島有兩個機場,一個是由國民黨控制的城內機場,一個是共產黨控制的城外機場,接代表團的飛機降落在了城外機場,而前去追擊的飛機卻降落在了國民黨控制的青島城內機場,剛好錯開,又是一場虛驚!

張治中并不知道周恩來如此的精心籌劃,直到家屬快到北平時,周恩來才讓他前去機場迎候。當在機場見到幾經輾轉到達北平的家人時,張治中激動的對周恩來說:“你真會留客啊!”

《對時局的聲明》

“我們不但沒有悲觀的必要,而且還有樂觀的理由。”

張治中一決定留下來,毛澤東、周恩來就交代主管單位為其解決寓所問題。張家選中了北總布胡同14號院,這是一處宮殿式房舍,高大寬敞、富麗堂皇,有花園,有草地,有新式設備,餐廳能擺幾十桌,舞廳能容百余人。

張治中長期置身國民黨最高決策層,深受蔣介石器重。最初,他背著沉重的思想負擔,覺得自己背叛了蔣介石,怕人家說他投機,心情極其低落苦悶。為了幫張治中擺脫苦悶情緒,毛澤東、朱德親自去看望他,邀請他參加座談、聚會,真誠希望他參加新中國工作。毛澤東每次為張治中介紹新朋友的時候總是愛說:“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澤東、周恩來等親自和他談話,幫助他解開思想上的疙瘩。周恩來誠懇地對張治中說:“你還是封建道德,為什么只對某些人存幻想,而不為全國人民著想?為什么不為革命事業著想?”這些話既尖銳又中肯,對張治中的觸動很大。中共朋友的這種友誼、這種熱情,使張治中心里感覺暖烘烘的。他逐漸弄通了,決心同蔣介石決裂,投向人民,參加革命。

6月15日,國民黨中央社發出電訊《張治中在平被扣詳情》。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相繼發出電訊,說張治中受了中共的“唆使”,離開北平,行蹤不明。面對這一情況,張治中終于打破沉默,于6月26日發表《對時局的聲明》。《聲明》說:“我現在北平所過著的是閑適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種欣喜安慰的情緒,與日俱增。為什么緣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見所聞的,覺得處處顯露出一種新的轉變、新的趨向,象征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已顯露出新的希望。”“在目前,我們如果把眼光放遠些,心胸放大些,一切為國家民族利益著想,一切為子孫萬代幸福著想,我們不但沒有悲觀的必要,而且還有樂觀的理由。”張治中的聲明闡述了他一貫力主貫徹革命、實行民主政治,對國內問題力主以政治方式解決,促成和平的主張,在整個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對于進一步分化國民黨,推動各地起義起了一定的作用。

“從‘年初一’做起”

當時大多數人都表示贊同,唯有張治中說:“‘共和’這個詞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不如就干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政協正在籌備時,在一次會上,毛澤東當著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面,介紹張治中說:“這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邀請他在人民政府中擔任職務,你們看怎么樣?”沒等別人回答,張治中先搖頭說:“過去這一階段的政權是我們負責的,今已失敗,成為過去了,我這個人也應該成為過去了。”毛澤東笑著說:“過去的階段從你發表聲明之日起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后還應從‘年初一’做起。”毛澤東幽默誠懇的話語,體現了中共領袖對他的信任,使張治中大為感動。

由于張治中自身不斷思索,和中共朋友的熱情接待與開導,終于使他對困擾自己的問題有了新認識,欣然接受中共邀請,熱情投入到新工作中來。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約見張治中,說解放軍已經決定由蘭州和青海分兩路向新疆進軍,希望張治中去電給新疆軍政負責人,要他們起義。張治中1946年后曾任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三年,曾營救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產黨員回延安,所以在蘭州、新疆頗有威望。新疆方面也透露出只要張治中去電,他們一定會照辦的。

張治中也早有此意。10日,他給陶峙岳將軍、包爾漢主席去電,要他們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系(此時國民黨政府已退至廣州),歸向人民民主政府。11日,又給陶峙岳去電談了九方面的具體起義事宜。經過毛澤東的精心部署、張治中的勸說,17日,陶峙岳、包爾漢復電表示對和平轉變審慎籌議。25日、26日,陶峙岳、包爾漢先后率領新疆軍政人員通電起義。

新疆和平解放后,軍政事務百端待理。張治中寫成數千字的書面意見給毛澤東,除介紹新疆的一般情況外,還就以后新疆的長治久安之計提出六項重要意見。毛澤東非常重視,說:“請你和彭總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體解決。”不久,西北設置軍政委員會,彭德懷任主席,張治中被任命為副主席。

代表團留下后,很多人都直接參與了籌建新中國的工作。張治中性情直爽、敢于直言。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并舉行第一次全體會以后,要發表公告。中央拿出來的稿子只列舉了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員未列姓名。張治中站起來說:“這是正式公告,關系國內外觀感,應該把56位委員的姓名也列上。”毛澤東也認為這意見很好,可以表現出中央人民政府的強大陣容。

新政協籌備會議期間,毛澤東邀請各界人士座談商討國名,毛澤東整合了大家的意見,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作為國名。當時大多數人都表示贊同,唯有張治中說:“‘共和’這個詞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不如就干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意見被毛澤東接受。在商討國旗方案時,毛澤東拿出從全國2000多幅圖案中篩選出的3幅,他個人比較贊成帶有一顆星星一條黃河的那幅。張治中當即表示反對,說:“中間一條杠,把紅旗劈為兩半,不成了分裂國家了嗎?”毛主席和國旗審閱小組都同意這一說法,隨后一致同意確定五星紅旗為國旗。

這一年,張治中還寫信給幾個在境外的子女,介紹了國內當時的大好形勢,要她們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大女兒張素我當時正在香港,三女兒張素初在美國讀大學。接到父親的來信,孩子們也欣然回到了祖國。

責任編輯:全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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